披着现实外衣的“我就是药神”的感人神话

从7月5日正式上映以来,《我不是药神》(以下简称为《药神》)的累计分账票房已经超过了12亿元。其中,单日最高的3.5亿元也足以让其排到中国单日票房的第9位。按照目前的走势,《药神》的最终分账票房超过30亿元是一个大概率事件,甚至有望超过《红海行动》成为2018年的票房冠军。

电影的好坏评判,很难有一个唯一的标准,就像看电影的过程一样,非常的主观和私密。英国老头子莎士比亚就曾经说过,“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给《我不是药神》打分是个心情复杂的事情,一度在两星和四星中犹豫,可以肯定的是这片子绝对不值9分。

事实上,《药神》的票房成色也要比《红海行动》更足一些。尽管暑期档也是传统意义上的好档期,但相比起春节档人们拖家带口走进电影院,银幕上放什么人们就看什么,暑期档多出来的只不过是放暑假的学生群体而已。观影人群的基数并没有特别大的增长,也意味着要在暑期档取得一个好票房,对于电影本身的品质要求会更高。

电影《我不是药神》(后文简称《药神》)是一部有点特殊的电影。截至周二,影片通过点映票房已经9866.9万逼近1亿。周二当天点映排片在只有9.1%的情况下,贡献了当天中国影市43.3%的票房。宣传期间点映电影票一票难求,在先睹为快的影迷观众的帮助下,《药神》已经开始狂奔!
与惊人的点映票房相对应的是炸裂的口碑。“2018年国产最佳”、“现实主义题材里程碑”、“暑期档口碑强片”成为观众对《药神》评价最多的标签。在专业数据统计平台上,《药神》的点映评分已经高达9.7分,与之可以作为对应参考的是题材不同的另一部国产优秀影片《战狼2》,同样是9.7分。

如果它纯属一个虚构的故事,没有事件原型,没有所谓的社会现实,那事情就变得简单多了,我只要把它当做一个感人的电影故事来看就好,可它偏偏披着真事改编的外衣使我的观影体验也变得复杂起来。

如果再考虑到《药神》在前期宣传时的表现并不出色它的每日新增想看人数要落后于《动物世界》和《邪不压正》《药神》能够取得这样一个票房成绩完全凭借的是电影本身的口碑和质量,就连宁浩、徐峥的个人票房号召力也都是其次了。

作为一部现实题材的国产电影,《我不是药神》是如何做到的?

主打宣传宁浩与徐峥再联手的黑色幽默,然而这部电影喜剧成分并不多,让我几乎是从头哭到了尾。它基本上可以算作一个悲剧,很多观众都为之感动。需要强调的是,能让观众哭与这部电影好不好绝对是两回事,当我第二次看“十里长街”这段戏的时候,即便我已经知道吕受益和黄毛会再次出现在镜头中,我的眼泪还是溢出眼眶,但此时了解剧情的我会跳脱出来更关注文本以外的视听、表演,更客观观察到它们是如何调动观众的情绪的。在文本、表演、镜头、音乐的调动下,即便已知剧情,流出眼泪也是很自然的生理反应。就像厨师精心的烹制了一碗酸辣粉摆在你面前,享用它时受到感官刺激,流泪、流汗、流鼻涕都是正常反应。技术手段完成了电影想要达到的效果,可是电影的核心真正触动我了吗?

《药神》选择用疾病与医药切入主题,额外切中了中国观众对于医疗体系的担忧。

《药神》基于真实人物事件改编。徐峥饰演好吃懒做的商人程勇,最初唯利是图倒售印度仿制药,收获巨额利润。随着和病友感情的深入,最后通过开设服装厂的收益,降低仿制药售价,来补贴给病友身上,被病友称为“药神”。在真情和法理间,在利益和良心间,上演了一场自我救赎的催泪戏份。

尽管最后我泪流满面的走出了电影院,但心中的疑惑是多于感动的。为什么要去除掉原型人物中最关键的“病人身份”,将“自救”去掉完全转化为“救人”?既然要依据真实事件改编,那还有什么比真实事件更为精彩、更为真实的呢?带着这样的失落与疑惑继续看影片,我发现了更加令人困惑的地方——影片为戏剧冲突建立起来的二元对立以及对社会公平的粗暴诉求。

几年前,公共舆论空间还算宽松的时候,总是能够看见大量关于医患矛盾的报道。看病难和看病贵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而这也成了很多人发泄情绪的一种方式。但近年来,医疗问题的报道和探讨明显减少,诸如去年冬天的流感传播、医保控费带来的药品器械紧张这些话题,都只是在小范围内得以传播。

《药神》聚焦绝症病人在续命和天价药间两难的困境。民众的朴素需求很有代入感,因为我们都身处同样的,还有范围扩大化的生存环境中,每天都在续命和生存压力间生存。影片中病友的困境只是一个具象化,和更易于接下来上演戏剧冲突和人性救赎的生存困境中的一个方面。要么死亡,要么就是被高价药拖累到家破,最终还是人亡。在一位病友因为买仿制药而被质询时,一位病友阿姨吐露了心声,“我不想死,我想活着”。那一刻,面对只想活命这一最基本的生存诉求,谁还能继续铁石心肠?

程勇为病人冒险代购印度仿制药,是因为大家吃不起正版药,于是正版药成为影片中的大反派,它的化身则是李乃文饰演的油头西装男,为了突显“李乃文”的傲慢,还特意加了场他与“周一围”碰面抹去沾到手上的红药水的细节。

医疗负担仍然是人们最主要的焦虑感来源之一。《药神》成为了人们得以借此探讨问题并且纾解焦虑的一个出口。无论是假药贩子张长林所说的世界上只有穷病是治不好的,还是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哭着对警察说你能保证自己不生病吗,都是这样一种情绪的体现。电影成为了人们产生共情、表达感情的一个起点。

谁没有身处过困境?更何况在面临生死间?

程勇冒着违法坐牢的风险为病人代购自然是影片讴歌的人物,但连带站在正版药对立面的印度药厂都成了正面形象,尤其是在影片高潮部分,瑞士公司起诉印度药厂致使药厂停产,药厂厂长就想办法为程勇在药店回购药品,以及厂长拜佛,紧接着收到了警察带来的法院传单,这一幕使得厂长的形象陡然高大光辉了起来。

这种情绪也在程勇决定将销售范围扩大到全国之后达到了顶峰。大银幕上投射出了QQ群中的留言,戴着口罩的病人的小幅照片。这是很多人,也是一种强烈的情绪表达。

根据我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凡是进口药品必须经过临床监测,拿到药品进口注册证,否则即被视为假药。药物使用制度有其规范性,恰恰是因为其与生命的息息相关,生死事大。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的阶段中,有一个科学性、实施性的普及应用过程,这涉及到药物体系自身的进步和完善,也涉及到整体环境,特别是来自以病友现实环境对可靠药物诉求的呼吁和推动。在影片《药神》里,徐峥饰演的程勇就成了推动这一进程的重要人物。但程勇最初只是一个销售印度壮阳药的小商人,他和病友们的环境并不相关。小生意并不成功,妻离子散,老父久卧病榻。他处的生存困境更像千千万万的我们一样,为生存而终日挣扎着。接触到销售仿制药这样的灰色地带,也是基于生活重压下做出的放手一搏。

影片这种拉踩行为是非常不公平的,先且不论瑞士正版药在国内定价过高不是它公司一个所能决定的,一个药厂也不大可能会有“我就要把药价抬高到你们谁也吃不起”的主观意愿吧。单在程勇为慢粒病人代购印度仿制药这件事情上,无论是生产正版药的瑞士公司还是印度仿制药厂,它的成立目的都在于制药盈利,是没有善恶之分的,在塑造这两个药厂呈现的应该是一个中立形象。瑞士公司要维护自己辛苦研发出的药品专利是正当行为,而且如果不是它研发出有效药,印度从哪里仿制呢,程勇又从哪代购呢?

而在塑造正派光辉形象的同时,《药神》也放大了反派的恶。片中,李乃文饰演的医药公司代表无视病人的抗议、怂恿警方逮捕救世主程勇、甚至还在印度活动要求掐灭仿制药的来源。医药代表成为众矢之的。

电影《药神》里给观众带来最大感动的,就是来自徐峥饰演的程勇,打破了和另一个并不相干的身处生存困境的人群之间的藩篱,并最终生死相关。为了病友,程勇靠服装厂的利润来贴补到病友身上,以“远远低于成本价”来帮助病友续命,而病友们也可以为他肝胆相照以命相托。相别时长街泪目相送,早已不是病友和药商的关系,情与命,与君同。徐峥饰演的程勇,最初像我们一样麻木,但做到了我们没有勇气做到的,在自己的困顿中,帮助更需要帮助的困境中的人。“程勇是一个社会英雄”,徐峥这样说到。

影片所建立起的这种二元对立是简单有效的,但它是低级的。

这是《药神》最大的争议之一批评者认为它简化了制药公司的商业逻辑,更简化了药物之于整个医疗保障体系的真正问题。换句话说,要追究为何病人吃不起药,不能简单归结于药厂牟利心切。

在别人的勇敢·故事里感动自己,我们都是这样的观众。

影片有一幕我想大家应该都会印象深刻,那就是王砚辉饰演的假药贩子所说的“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乍听挺有理,但它是一句不亚于“毒鸡汤”的存在。“世界上的一切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我没有钱”,这话恐怕谁都说过,但是现实世界就是不可能每个人都有钱,甚至有着巨大的贫富差距,所以才需要有“社会保障”的存在啊!

但《药神》毕竟抛出了问题。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电影点映之后,有大量围绕药物仿制、程勇的真实遭遇和该白血病治疗药物在真实生活中情况如何等报道、讨论和自发调查出现。它们其实超出了《药神》所能覆盖的话题领域。这样的状况似乎很久没出现过了大家对电影美学、镜头语言、烧脑逻辑甚至影片的意识形态的探讨屡见不鲜,而社会议题的探讨既不充分,也缺乏机会。

电影《我不是药神》虽然基于真实事件改编,但同样有很强的商业性,就是很好看。没有一贯的口号说教,而是用最直接有效的电影叙述方式,通过角色故事的起承转合,让观众沉浸其中。监制宁浩凭借“疯狂”系列的喜剧类型早已被大家所熟识,同样担任本片监制并参与主演的徐峥早已打造出自己的电影品牌风格。《我不是药神》却在开始的喜剧风格,引导观众情绪最终泪奔,不得不说这帮坏猴子们玩电影的手段越来越老辣高超了。爆笑的时候爆笑,泪奔的时候泪奔,怎么做到的,看了就知道。

“穷病”,本来是说没钱买药,这下带出了“社会公平”的议题。虽然影片是通过反面角色假药贩子传达的这句话,但似乎影片也认同这个观点。程勇和病人都是偏底层的、弱势的,但与他们对立的却都比较有钱,正版药的医药代表、思慧的老板、还有程勇的前妻(她还有一个扭动钻戒的细节)。程勇通过代购药品有钱之后,从原本在警察局里被前妻弟恫吓的怂包变成了底气十足的老板,大把大把的撒钱,带着公司去夜总会搞团建,向老板砸钱逼他跳钢管舞,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心里是否感觉到很解气呢?如果是的话,这不正是受到了影片的煽动吗?我们努力赚钱就是为了有一天变成我们讨厌的人,然后用钱羞辱他正像他之前羞辱我们一样吗?

并不是说每一部电影都要负担探讨社会议题的职责电影的本质依然是讲好一个故事更确切的说法,是《药神》进入了一个近乎空白的国产片领域。它有毋庸置疑的脸谱化倾向,以及过于粗线条的叙事方式,但它是有元气的,不仅作为文牧野的处女作,更是作为直接提出问题的一种方式。如果还有什么要补充的话,是可圈可点的表演水准。

影片《我不是药神》最后通过字幕传达出这样的信息:现实中让病友们续命的高价药最终纳入医保。这是一个真实事件的的真实结局。我们的社会在进步,记录着我们这个社会进步的电影也终于和大家见面。

提到“穷病”,但是怎么得的穷病,怎么治穷病,药神并没有开方子,只是高喊口号,将贫富二元对立起来,粗暴地提出了“社会公平”的诉求,很担心这样的场景会煽动仇富的情绪。

结尾处,《药神》用字幕交代了印度法院宣判瑞士公司败诉,而相关药品在中国也被列入医保范围。电影以一种能够满足观众所有情感需求的方式作结。电影开始时,曾有一行字幕提示《药神》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但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虚构。如果说真实的事件是一个关于病人、药贩、医生、医保、药厂、警方、体制纠结在一起的多重难题,那么《药神》选取的更多的是这个难题中与病人息息相关的断面也是感情最充沛的断面。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勇气,成为勇士,做出感动我们自己的努力。(By 红衣)

尽管片名叫“我不是药神”,影片讲述的却是“我就是药神”的程勇的成神之路。程勇本是一个事业家庭皆失败但心存善良的中年男人,因为偶然机会靠代购仿制抗癌药发了财,在认识的病人朋友相继去世的刺激下良心发现,最终走上了一条自我救赎之旅。这样的英雄故事更具有戏剧张力,所以主创才会放弃原型人物的慢粒患者身份吧,或许他们就根本不在乎原型事迹具体如何。我不知道这样一个偏离人物原型、纯属虚构、有着家暴史、趁机泡有病患女儿的单身母亲的人物发生这样的转变能有多少可信性。

从另一个角度看,人们对影片的压倒性支持,也是社会焦虑感和压抑感的一种集中爆发。正如影片的那句台词,谁家还没个病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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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程勇的成神之路其实还蛮有神话色彩的,在苦难面前人们四处求解,吕受益和黄毛的死如同献祭一般,他们的死亡使得有能力拯救他们的程勇放下私心,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最后得道成神。影片中出现了基督、印度神、但救人的只有“我不是药神”,不知道对于“疾病”这种苦难是否有更深层次的宗教意义上的解读。

这成了《药神》在获得30万人评价之后,依然能够在豆瓣维持9.0高分的基础。

当然对这部影片是有好的印象的。影片对疾病对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毁灭性伤害、人类在疾病面前的无力感与拼命求生的挣扎的描摹都是非常感人的,顿时让自己身为健康人却不好好对待身体而心生愧疚。虽然对“陆勇案”引发的社会问题没有细致的探讨,但毕竟展现了人因病致贫、吃不起药的困境、情与法之间的矛盾等社会议题。

但影片虽然号称现实主义题材,真事改编,但它对待这一题材并不严肃朴素,偏离真实的虚构、充满设计的戏剧化与煽情技巧,实在是让人心情矛盾。没看《我不是药神》之前,总以为市场会更加倾向于《动物世界》这类商业性更强的、营造视觉奇观的影片。没想到《我不是药神》经过点映与“山争哥哥”事件之后,票房起飞,如有神助。难道是观众现在更喜欢现实题材影片?那同类型中《我不是药神》并不算上乘,《嘉年华》要好太多,为何没有成为商业爆款呢?也许对于社会现实,观众并不想去触碰真正的黑暗地带,而“感人”才蕴藏着巨大的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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