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若干家书系年问题再探讨

大学生家书,惜墨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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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若干家书系年问题再探讨

爸爸妈妈:

文丨赵自力

吴元康

你们好!我最近身体好( )一般( )不好( ),学习累( )一般( )不累( ),有钱( )缺钱( )。。。

你有多久没写过或者收到过家书了,我是二十多年。

微信版第466期

别误会,这不是子女写给父母的信,而是一位母亲替正在读大学的儿子写的家书,信的下面是这位母亲一段注释:孩子,好长时间没有收到你的信了。你每天很忙,可能顾不上给家里写信,妈替你写好这封信,你只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在括号里划勾寄过来就可以了,这样我们也就放心了。

有次趁周末在家收拾什物,把旮旮旯旯儿的东西都拿出来翻晒一遍,我在一个发黄的纸袋里,看到了一摞书信,用橡皮筋扎着,很厚的一摞。结果打开一看,全是在外地读书时父母写给我的信。那些久违的家书,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读到过,我重新读了一个下午,感慨良深,就像回到了读书时代。

1954年4月,胡适在为《明清名贤百家书札真迹》一书作序时,曾经指出:“可惜中国文人学者写信,往往不标明年、月、日,或但记日而不记年月,或但记月日而不记年。这种信札往往需要慎重考证,才可以决定作札的年、月、日。这种考证是很不容易做的,往往是不可能的,往往是不可完全信赖的。”当胡适指出前人书札缺憾时,他似未意识到,他自己的书信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这一情形在胡适的早期家书中尤为突出。当代学者耿云志等先生曾对这些书信的书写时间作了艰辛考证,解决了其中的大部分问题,但少数家书的系年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本文拟举胡适致母亲冯顺悌的三则家书作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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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到十六岁离家去外地读书的,本家的叔父把我送到学校,安排好了后就回去了。从大山里出来的我,好奇而又小心地大量着外面的世界。

1、致母亲

一切都是陌生的,陌生的学校,陌生的老师,以及陌生的同学。记得第一次到外面的大街上买东西吃,一时竟然不知道该买些什么好。以前只到过几次县城的我,面对满街琳琅满目的食品,踌躇了半天。最后还是在小摊上买了张烙饼,太干了,噎得我翻白眼,却舍不得买瓶五角钱的汽水喝。

原信摘述:“第六号上
吾母大人膝下:前寄第五号书及放大之照片,想已收到。今又寄呈放大影片一帧,如大人欲多得数张,当即寄呈。……儿在此甚平安,秋间即可毕业,惟仍须留此一年,可得硕士学位,然后迁至他校,再留二年,可得博士学位,归期当在丙辰之秋耳。”“二哥在丹阳县作课长,月薪虽微,尚可勉强敷衍,惟二哥家累太重,亦是不了之计耳”。“适儿百拜
五月十一日。”

新的校园生活,除了新鲜外,就是孤独。内心的无比的孤独无法排遣时,我想起了老家的父母,我要给他们写信倾诉。我用了一个晚上就把信写好了,里面满满的都是思念和不舍。不过为了不让父母担心,我没写自己的失落。第一封信大概两页纸的样子,估计父母也能收到,我担心的是他们不会回信。毕竟母亲不识字,父亲也只有小学五年级文化。事实上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不到半个月,父母就回信了,那是我从小到大收到的第一封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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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纸是村委会的,到现在我还记得是红安县七里坪镇余家畈村委会,信是用蓝墨水写的。父母在信中告诉我,要好好照顾自己,好好学习,钱不够的话就写信告诉他们,不要担心屋里的事。父母的回信,内容不多,而字字句句都流露出对我的爱。

该函函末已标示写于5月11日,惟年份不明。编者断为1914年,但判定的依据未作任何说明。杜春和先生则认为此信写于1913年。
同耿先生一样,他也未具列判断的缘由。杜、耿两位先生同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工作,耿先生与欧阳先生在编《胡适全集》第23卷时,肯定参考了杜先生所编的《胡适家书》。现双方的见地既不一致,又均未开列证据,颇令利用者无所适从,因此,对于他们的孰是孰非,仍有辨明的必要。

那封很短的家书,我一直压在枕头底下,想家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仿佛父母就在我的身边。

查此札有“儿在此甚平安,秋间即可毕业”一语。现《胡适全集》第23卷中的两信已可证明胡适系1913年秋毕业于康耐尔大学,一封信写于1913年8月3日,系致胡适母亲的,其中提到:“现所习夏课将毕,夏课完后儿即可毕业,儿以年来多习夏课,故能于三年内习完四年之课也”。
另一封写于1914年7月8日,系致江冬秀的,明确指出:“适留此邦已四载,已于去秋毕业。”
原来胡适1910年夏入康耐尔大学后,勤奋好学,暑假均不休息,得以将原定四年之课程提前一年结束,实际上已具毕业资格,但按康耐尔大学定例,学生须有八个学期之居留,故至1914年2月始正式获得学位,同年夏与6月卒业者同行毕业式。
《胡适全集》编者可能鉴于1914年胡适才获得学位参与毕业式来断定此札写于1914年。实际上,前述资料已表明,当事人胡适认可自己毕业的年份并非1914年,而是19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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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之母像

再后来,对学校慢慢熟悉了,也交到了好朋友,逐渐不那么孤单了,和同学们一起投入到学习和生活中。不过,我总是习惯性地给家里写写信,写习惯了,如果一旦停止,我怕父母担心。

又,该札述称:秋间毕业后,“惟仍须留此一年,可得硕士学位,然后迁至他校,再留二年,可得博士学位,归期当在丙辰之秋耳。”丙辰之秋即干支纪年的1916年秋。由此上溯三年,不正好是1913年吗?

父母的回信也慢慢变厚,除了嘱咐的话外,多了些另外的东西。如养了两年的小花猫不见了,找了几天没找着,后来自己回来了;家里的母鸡又孵出了一窝小鸡,不小心被黄鼠狼偷走了一只,气得母亲一顿饭冒吃;家里的发肥猪卖了三百多元,明年的学费有着落了;邻居闵奶奶送来了几颗鸡蛋,等我回家煮着吃。等等。信中加了这么多的料,我知道一定是母亲的功劳。

此札又提及胡适二哥胡绍之在江苏丹阳县任课长一事,查胡绍之担任丹阳县知事公署税务课课长一职,始于1913年初,同年夏即告辞职。
这一史实也证实了此札的书写年份。

我常常想象着这样的画面,父母干完农活,晚饭后把桌子一收拾,铺开村委会的信纸给我写信。父母粗糙的大手握着钢笔,一笔一画笨拙地写着,母亲不时在旁边补充几句。写完了,母亲让父亲念给她听,临到要装进信封时还要多写一些,多嘱咐一些。总算写好了,该说的都说了,母亲拿来一团饭粒,细细地把信封口粘好,差父亲明天一大早就去邮电所寄信。

另外,胡母曾于癸丑年六月初四日(即1913年7月7日)致信胡适,信中所提内容与此札明显前后关连,
也足以确认此札的年份。

我也常常想象着,父亲寄出给我的信后,一定和母亲期待着我的回信。那位骑着绿色自行车的乡村邮递员哦,一定吸引了父母一次又一次的目光。

因此,该札诚如杜春和先生所断,应书于1913年。

所以,收到父母的家书后,我总是连忙回信,有时还夹上我的照片,连同信纸一起装进信封,以最快的速度投入学校的邮筒。我不想父母期盼太久,担心太多。就这样,思念与爱构成的浓浓亲情,在信笺间传递交织。

2、致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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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信摘述:“第五号上
吾母大人膝下:前寄第四号书想已收到。兹寄上放大照相一张,以原片甚小,故不能再大,即此张虽甚大,然已不十分清楚矣。如吾母喜欢此片,乞下次来信告知,儿当加印寄上也。儿居此极平安,惟苦甚忙,大有日不暇给之势,此外则事事如意,颇不觉苦,且儿居此已久,对于此间几有游子第二故乡之慨,友朋亦日多。此间有上等人家常招儿至其家坐谈,有时即饭于其家,其家人以儿去家日久,故深相体恤,视儿如一家之人。中有一老人名白特生,夫妇二人都五十余岁,相待尤恳挚。前日以吾母影片示之,彼等甚喜,并嘱儿写家信时代问吾母安否。……家中诸侄辈现作何种事业,儿以为诸侄年幼,其最主要之事乃是本国文字……糜儿百拜
四月廿一日。”

后来毕业了,为了照顾父母,我没有去远方就业,选择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从此,再无新的家书。那些承载着爱的家书,我一直保存着舍不得丢,放进一个纸袋里。2006年搬家到县城,那个装有家书的纸袋,被我藏在书房里,再也没有打开过,尘封了那段有家书的记忆。

此札出自《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经查影印原件,信尾所署时间为“四月卅一日”,并非“四月廿一日”,更无“”字样。
后者显系编者私自添加。编者断定该信写于1912年,而将信尾“四月卅一日”改为“四月廿一日”,且进一步将“四月廿一日”认定为农历,进而折成公历日期。现查1912年农历四月二十一日折成公历应为1912年6月6日,只有1913年农历四月二十一日才为公历5月26日。这里为何如此淆乱,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实际上,原件中的“四月卅一日”显系手民之误,因四月无论农历、公历均无31日。其实际日期不是“四月廿一日”即系“四月卅日”,两者之中应居其一。另,该日期显为公历,因民国改元后,胡适所寄家书除极个别信札外,日期均系公历。

一晃二十余年,再次看到那些家书,感觉不一样,特别感动,几度哽咽。每读一遍,总感觉心中有股暖流,缓缓流过。我知道,那是爱的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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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让家书蒙尘,我放在书房最显眼的位置,常常拿来翻看,仿佛自己一下就回到读书时光。那时我懵懵懂懂,青涩年华;那时父母年轻力壮,身体硬朗;那时家里日子紧巴,幸福吉祥。

胡适家书手稿

我也常常让女儿看那些家书,给她讲那些家书的故事。我多么希望,有一天她长大了,也能给我们写一封家书。那时,我一定会好好给她回信的。

那么,此札是否如编者所言,书于1912年呢?这个问题,只要对民元胡适与其母互通信札的情形稍加勾稽,即可明瞭。众所周知,胡适留美后,胡母在自己致胡适的信件上标列号头列出写信顺序时,也要求胡适书写家书时采取同一做法,以便备查。所列号头以年为单位,通常每年年初首次写信列为第一号,以后逐次标出号数,直至年终,翌年再重列号头,但间有前后年交叉,标号与年份不一致的情形。查现存1911年胡适所致家书均标列了号头,但自1912年初起,胡适不知何故,所致家书均不列号头,引起胡母一再责怪,如1912年4月30日胡母致胡适信,即称家中至今收到自美元旦(1912年1月1日)所发一信,未列号,随后又收到美阳历二月十号发来信一次,又未列号,殊欠妥当。
5月29日胡母再致胡适,指出胡适所致家书发信编号“自旧年以来均未列出,未免疏忽”。
6月18日,胡母致胡适信再次提到这个情况:“昨日接到由长安镇转递来自美阳历五月一日所发之信,一切展悉”,“近来汝来信不列号头,实为疏忽,嗣后务须逐次列出,最为要紧”。
由此可见,1912年5月前,胡适所致家书均未列号。5月中旬前后,胡适接到母亲的第4号信后才开始改变,5月底前后致家书,即将此书列为本年第1号,6月又分别寄出第2号、第3号、第4号信。
后来所发各信均依次编号。查此札已标“第五号”,而时间又为4月份,显与上述各情相违悖,因此,它不可能书于1912年。

女儿答应了,说这是我们之间的约定。

那么,此札到底应系于何年呢?这里不妨用排除法来确定年份。此札显然作于胡适留美期间,而胡适留美始自1910年夏,1917年夏学成归国,前后合共7年时间。此札已标明写于4月,胡适1910年8月才启程赴美,开始留学,故1910年可以排除。又,札中提到白特生夫妇对胡适款待甚殷,显然作此信时,白特生夫妇二人仍甚健在。查胡适日记,白特生夫人暴卒于1915年5月4日。
由此可以排除1916年、1917年两年。1914年4月17日,胡适致母亲信,已标“第五号”。1915年3月22日,胡适致母亲信,也已标“第五号”。故1914年、1915年两年也可排除。1911年,也可不作考虑,因为1910年胡适抵达美国的时间为9月10日,假如此札作于1911年4月,那么离胡适抵美不过区区八个月时间,这么短的时光尚不致使胡适感喟“儿居此已久,对于此间几有游子第二故乡之慨”,其不合情理至为显明。更重要的是,1911年1月30日胡适致母亲信,已标“第四号”字样,
同年2月19日,他再“作家书”。
此家书显然应为1911年的第五号家书。4月16日胡母复胡适信,称已收悉第五号信,汝七叔托人写信为汝领宾兴费,实因于城中某绅之子亦系留学生,则议欲领宾兴洋四十元,后来此事作罢,汝不可怪汝七叔。
胡母接第5号信后的回复日期既为1911年4月16日,而此札标为“四月卅一日”,不管真实日期是4月21日还是4月30日,已较胡母已收第五号家书的回信为迟,何况胡适自美寄家书,通常需时30余天,因此此札也不可能作于1911年。至于1912年,前已论证,不再赘述。

综合上述,此札应书于1913年。

3、致母亲

此札甚短。全文如下:“第七号上
吾母:今日偶检上星期旧报,见有插画栏中所载今年春季‘风尚’(‘Fashion’),风尚者吾国所谓时式,上海人所谓时髦者是也。其所载妇女衣式,或可供家中人消闲遣闷时之观览,故择尤寄归,亦采风俗之一端也。今日大忙不能作长书,故草此短简。即祝吾母康健。
儿子适 三月廿六日”。

此札写于3月26日并标明系“第七号”信,惟年份不详。现编者断其写于1913年,而杜春和先生则认为此信应系于1911年。二者均未具列缘由。

他们的判断可信吗?

考察此札内容,它同前一考证的信件一样,显然作于胡适留学美国期间。这里不妨仍用排除法来确定它的书写年份。

1910年:如前所述,胡适赴美系该年下半年时事,而此信作于3月26日,该年毋须考虑。

1911年:该年1月30日,胡适致其母信,列为第4号。 2月19日又发出第5号家书。
现此札写于3月26日,标明系“第七号”信,似在时间上与1911年初发出的几信相衔接。但如果仅抓住此点就作出判断,则未免轻率。1911年6月,胡母致信胡适,提到:“前接到第七号安信,藉悉汝在美平安”,“致江氏之信已转去矣”。
又查胡适日记,1911年5月21日,“作家书上吾母,另以一书寄冬秀,吾母书言冬秀已来吾家,故以一书寄之”。
由此可知,1911年胡适“第七号”家书作于5月21日。这一时间与该札所署的“3月26日”相隔近两月之久,因此,杜先生的判断殊难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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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妻子

1912年:如前所述,胡适此年5月前所致家书均未列号头,而此札已标“第七号”,又系3月26日所写,所以此年可予排除。

1913年:如前所述,该年胡适第5号家书写于4月21日,第6号家书写于5月11日。现此札虽标第7号,但时间为3月26日,号头顺序明显错乱。即此一端,已可断定此札绝非1913年所作。

1914年:该年4月17日,胡适致胡母信,标列号头为“第五号”。 此年亦应排除。

1916年:该年4月前,胡适所致家书号头系承接前一年号头,4月后才开始标列新号头,5月1日发出民国五年第四号信。
此年也可不计。

1917年:该年4月19日胡适致母亲信,标号头为“第六号”。 此年亦应排除。

排除上述各年后,此札只能书于1915年。该年5月13日,胡母复胡适信,其中提到:4月16日接尔第四号信,5月1日接尔第五、六号信,5月8日接尔第七号信,“六、七号函内各图藉可窥见大学风景并附时尚装饰之一斑,殊为悦目”,
所述与此札所记相吻合。这一材料亦可辅证此札的书写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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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安徽省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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